為了新生活而在十八世紀開始移民至北美的德國人是美國最大的一支移民群體，1790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時，他們已經占據白人人口的 9%，較新的數字則稱德裔美國人約占整體人口的 17%。

大量分布在南達科他、明尼蘇達和威斯康斯等美國各州的德裔們被稱作是“沉默的少數人”，這種說法可以描述這支移民在同化于主流社會方面的成功。然而在初期，德國人也是經歷過在母文化和新“家”中來回搖擺甚至被迫作出選擇的狀態的。

比如，在一戰期間一些出生于本土的移民對母國展示出的同情曾讓處于新大陸的德裔社區倍感尷尬，羅斯福在 1915 年的哥倫布日時說過“一些最優秀的美國人是出生于海外的被歸化的美國人。但是，一個混合美國人（hyphenated American）絕不是一個好美國人”。

Hyphenate 的意思是以連字符合連接，hyphenateAmerican 就是今天常說的“某裔美國人”，在當時是一個絕對的貶義詞。羅斯福當年點名德裔美國人、愛爾蘭裔美國人、英裔美國人和意大利裔等等，表示雙面效忠是不可能的。

想要當一個好美國人必須拋棄連字符號，只當美國人。

戰爭期間，一些德國人因此遭到起訴、甚至入獄。一些激進的地方甚至禁止講德語。而在內部，德裔社區也出現分化，有認同母國的人選擇放棄美國回到家鄉，也有人選擇徹底美國化，穆勒變成米勒，施密特變成史密斯。

中國一直是排名靠前的移民輸出國，在早期，我們移民以生存為目的的移民居多，在目的國并無多少話語權和存在感，對于他們自身，除非威脅到生存，也鮮有此類訴求。然而在改革開放后，我國移民的結構在受教育程度、經濟收入和政治主張上都有了很大改變，經過多年累積之后，這群人在當地逐漸形成影響力。

在中產華人比較集中的移民國家，這幾年針對華人以及背后勢力的爭論也在興起。

前不久，澳籍華人富商周澤榮狀告澳洲費爾法斯傳媒（Fairfax Media）誹謗案的宣判，引來了海內外的強烈關注。《澳大利亞人報》稱，這是“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誹謗案”——其源于費爾法斯傳媒在2015年的一篇新聞報道，該報道暗示，周澤榮參與了對聯合國大會前主席的賄賂。

在澳洲華人圈，這是個異常敏感的關鍵時間。因為就在該案宣判的一個多星期前，另一個華人富商黃向墨被取消入籍權的事件也引得澳洲媒體稱，這是一次針對所謂中國“代理人”展開的執法行動。

黃向墨事件傳出后的第十天，128多家當地華人社團的抗議公開信被發表在《星島日報》、《澳洲新報》的頭版和《澳洲日報》內頁刊。公開信稱

“黃向墨先生所遭受的不公待遇，對于華人及其他少數族裔合法參政是沉重的打擊，令本已弱勢的華人及其他少數族裔更為弱勢。”

同為華人富商，結局卻有所不同。但類似的是，兩起事件都在華人圈引起了針鋒相對的兩種態度。

在澳洲生活了16年的馮先生就在當地媒體上質疑，120多個華人社團一夜發聲，有沒有經過內部的民主討論？是否征得了絕大多數成員的支持？同時，這些社團能否代表100多萬在澳洲生活的華人，也要打上大大的問號。

馮先生所代表的，是相當一部分認同海外社會主流價值觀的華人群體。

同樣，周澤榮案件在讓部分華人感到勝利喜悅的同時，也有不同的聲音。有華人在當地華人論壇上發言稱：“周博士勝訴，不是華人勝訴，周博士不等于華人，也代表不了華人”，反對聲音則是：“在國外，每個華人都帶表著華人群體。”

如同很多學者所說的那樣，中國人向來都是“沉默的大多數”，少有參政議政。即使高調如黃向墨本人，也曾稱對政治并不關心，只是花錢買安全感。

所以對于一些華人個體來說，這兩起事件上部分華人的集體表態讓他們略顯尷尬，“被代表”把他們推上了海外社會輿論的風口浪尖，并影響了他們原本安分守己的生活：

“周也好黃也好，最多只代表他們那一階層和圈子的，代表不了華人整體。至少代表不了我，很簡單的一件事情，咱不湊這個熱鬧，總不能摁著我的頭去湊吧。”

然而，愿意被代表的華人，也并不都是民族主義者，在他們看來，海外華人“標簽化”已經是一個客觀事實，不存在愿不愿意“被代表”，而是必然會“被代表”。

“誰能不能代表，不是你我愿不愿意的事情。而是其他族裔、政黨、媒體對華人的看法、認知、甚至偏見和歧視。這個時候，他們是不會看個體的，就像大多數華人看待印度人、中東人時候的，并不會一個一個個體區別來對待。”

華人個體會有生存的尷尬感，華人社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另人尷尬的存在。對于海外華人社團，華人內部對其的評價兩極分化，一個普遍的疑問是，誰是華人社團背后的獲利者？

早期，因為信息溝通不發達，海外華人需要同鄉會等組織來互相在生活上扶持，并建立與家鄉的聯系。信息時代來臨后，這種鄉情的維系已不再那么緊密，加入社團的年輕新移民也越來越少，活動中出現的幾乎都是些老面孔。

不僅如此，近年來有華人社團開始竭力追求當地政要的站臺，或中國政府的支持。顯然，得到中澳政要的“站臺”越多，影響就越大，影響越大資源就越多。

澳洲新州華人議員王國忠就曾表示：“部分社團為爭取官方（包括國內外）認同、為提升部分人眼中的所謂‘社會地位’和‘影響力’，對官方趨炎附勢。”因為是華人議員身份，王國忠本人也經常出席華人社團的活動。他曾反思：社團爭取官方認同，是壞事還是好事呢？

面對這種趨勢下，“僑領”一詞也慢慢變了味。甚至有不少人稱，這是這些“僑領”帶壞了風氣，引發了這么多“間諜”事件和極端的中國威脅論，而自己卻賺得了豐厚的經濟利益。

尷尬的處境，讓海外的華人們再也坐不住了。他們不得不站出來，向外界傳遞他們的態度。對于這部分只想過好自己小日子的華人來說，想當“沉默的大多數”悶聲發財越來越難。

另一方面，華人群體在海外社會中的影響越來越不容小覷。此前澳洲一項調查顯示，普通話已經成為澳洲除了英語之外的第二大語言，海外華人已經匯聚成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利益的沖突也越來越多。

因此，在尷尬的處境下，“沉默”的華人移民們表現出兩種心態。一種是對“被代表”和“標簽化”的反感；另一種則是對得到主流聲音承認的向往。相比128個社團聯名抗議這種“割裂社會”的行為，擁有在當地主流社會的發言權，顯然更能讓他們擁有安全感。

敢于發聲的華人越來越多，最明顯的表現是當地華人議員的人數越來越多，除了出生在本土的二代移民華裔之外，已經有了一部分中國大陸出生的移民。

相比民間，主流聲音的影響力更大，也更能匯聚華人群體的力量。比如前不久西澳參議員的辱華言論引起軒然大波后，華人議員王國忠兩度發表聲明，譴責該言論的同時，也公開了該辱華議員的郵箱地址，呼吁所有華人向其發郵件提出抗議，并得到了不少華人的響應。

得到主流聲音的認可，不僅能消除海外華人生存的窘境，還有助于消解海外對中國的偏見。

四年前中澳簽署自貿協議時，有一種威脅論是：中國人將大舉來澳，導致數以千計的本地人失業。而讓這種論調打臉的是，本地研究機構調查發現，協議生效以來獲得來澳工作簽證的中國大陸居民逐年減少，外國勞工中中國人的比例也有所下降。

移民在新環境中的貢獻和沖突是一個永恒話題，德意志后裔在相似背景下的北美新大陸花了近一個世紀才能和諧共存，而不管是“意識形態” 還是 “文化背景” 都屬于徹底外來者的華裔，必定會遭受 “有色眼鏡” 審視，這些困擾隨著國際環境的變化也暴露得越來越明顯。一方面，以認同感抱成一團，維護整體利益，另一方面，也能夠降低沖突，遠離是非，專心過自己的小日子。

所以，先融入、再發聲，成為了不少海外華人的選擇，也是整個群體的生存智慧。這也是美國學者孔飛力研究中國近現代移民史時所觀察到的，在處理與政府當局的關系時，“無論任何一方政治都保持遠距離”，所以當有一方突然打破這種準則的時候，自然會引起全體社區的不安。

而對于國內來說，這同樣也體現了現象背后所代表的華僑工作的尷尬，我們最近總是要宣傳發揮海外華人和華僑的作用，對他們進行反向歸化，為祖國做出貢獻，形成命運共同體。但另一方面，還是借由孔飛力的觀察，某些團體會利用母國各種經濟和政治政策來謀取個人利益，久而久之，容易把雙方之間有彈性的紐帶關系僵化為互相撬動的杠桿，甚至升級成沖突。

此外，部分激進的政策也很少考慮到華人的定位問題，到底是有文化認同和血緣關系的遠方親戚，還是只當作有開發價值的潛在資源。如果是前者的話，必然要考慮到群體在現居國和文化下的生存及身份問題，不能一味地利用而缺乏對他們自身處境的考量。

畢竟，像一個華僑網友說得那樣：“我們首先已經是所在國的公民”，在這個前提下，“可以在不違反法律的情況下，根據個人意志選擇支持母國的方式，不要違背一個公民的責任即可”。

德國人在接受了自己的身份認同之后，通過百多年時間對美國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宗教到文化到飲食，甚至出了三個德裔總統，包括在臺上的川普。華人對家鄉的執念遠甚于西方，在時間的發酵下能產生更大的作用，也許在華僑社區的工作上應該采用更加有技巧的方式以追求長期的雙邊利益。